日前，新京報披露青海省民和縣違規收繳綠化費一事。記者發現，該行為在青海并非個例，白銀市平川區也在近期下發紅頭文件，強制要求收取已被國家財政部叫停的綠化費。 （新京報12月29日）

    何為紅頭文件？它一般是指行政機關制定并公布，在一定范圍、時間內對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組織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規范性文件，其本身具有嚴肅性和權威性。然近年來，一些飽受爭議的紅頭文件屢被曝光，就像報道中的青海一區政府，在綠化費廢止已經兩年語境下，居然發紅頭文件催繳一樣，什么紅頭文件“賣水泥”、 紅頭文件“抽煙計劃”、“紅頭勸捐”、 關于城區買房達25萬元子女中考加分的政策文件……可謂是無奇不有，讓觀者唏噓不已。如今紅頭文件“饞費”真是因為造林缺乏資金？它能否再次成為糟踐“紅頭文件”的荒唐藍本？

    正如平川區一政府工作人員告訴新京報記者所述“我們都知道部委叫停了這筆錢，硬性要收，反映了也沒用”。不可否認，多年來借紅頭文件的噱頭，亂收費、亂罰款和亂攤派，用土政策來獲取不當利益的地方政府不在少數。誠然，一些政府職能部門為獲得更大利益，動輒用“紅頭文件”開道，常常利用“紅頭文件”爭取有利自身的行政許可權，擅自制定一些“土政策”或“土規定”予以“強行”實施，使得民眾敢怒不敢言。究其原因，這些紅頭文件之所以如此“任性”，歸根結底還是人治的思維在作祟。一些政府機構將公權當成了部門領導的私權，將下達工作要求的渠道當成了傳遞個人好惡的渠道，實則是權力“任性”。

    暫且不論林業局工作人了不了解國家財政要求停止收繳該費用一事，或是如回應稱，文件中所指的綠化費是指義務植樹以資代勞費，即每個公民每年為國土綠化無報酬地完成3-5棵的植樹、整地、撫育、管護等綠化任務需要的費用。試問，辦法還提及，綠化費收繳工作納入區精神文明年度考核，有是何種緣故？看來紅頭文件“饞費”原因不是真正造林缺乏資金，而是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權力意識膨脹，濫用行政權力，規避中央政策，將權力部門化、私有化，將利益文件化，以規章之名行超越法律之實。說一千道一萬，還是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”，監督之殤所致。

    透過紅頭文件“饞費”，再次讓民眾看到，一些地方政府部門的執政理念，和如何在服務于社會的公共形象。不可否認紅頭文件“饞費”來自多個方面因素，板子不能只打在催繳部門，它的正當與否、規范與否，是誰在把關尤為重要。一個廢止兩年的“紅頭文件”能“出爐”彰顯的是權力與利益的交織，其發布的范圍無論有多大，都是與法律法規相背離，以規章之名行超越法律之實，既削弱了政府的公信力，又損害群眾的切身利益。看來紅頭文件“饞費”，不但已經無法堵住造林資金缺乏“缺口”，更無法修補跌碎的公信力。

    最后，銀杏種植基地以為要根治紅頭文件“饞費”，尤需規范行政程序，將公權關進法制的“籠子”，制定權力“門檻”，將“紅頭文件”置于陽光之下；另外，加快晾曬政府“權力清單”進程，接受公眾監督，加大追責風險。唯有如此，才能減少權力“任性”，讓“紅頭文件”真正成為民眾的福音，讓官民關系駛向良性軌道。